刘益康：“去产能”，矿产勘查不能缺席

　　上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产能过剩。“去产能”，既是明年经济工作五大任务之首，也是推进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严峻挑战。

　　先前，笔者发文提出“矿产勘查也当警惕‘产品’积压”。其实，时下的矿产勘查，不光存在“产品”积压问题，也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

　　多年来，或许很多人都从未想过，矿产勘查居然也会产能过剩。因此，“矿产勘查亟待加强”，往往是专家学者建言、战略研讨分析、报刊文章呼吁的常用语。

　　其实，我国的矿产勘查至少经历过两轮“产能”过剩。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无法支撑过大的地质队伍，地勘队伍撤并，大批职工被下放返乡务农。1996年～2003年，地勘队伍再陷困境，大批人员下岗，靠多种经营艰难谋生。那种“产能”过剩的困境，至今记忆犹新。

　　然而，历史上“产能”过剩的困境，似乎已被遗忘，被后续的繁荣掩盖了。2004年进入矿业繁荣期后，矿产品价格飙升，矿产勘查一片欣欣向荣。一个地勘院有几十个勘查项目，或者一位地质工程师同时承担多个项目，并不鲜见。地勘单位购进大量国内外新式钻机，不断更新物探化验设备。地勘单位职工的收入成了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而地质院校的毕业生也成了“抢手货”，“地质工作的春天”似乎是永恒的春天。殊不知，矿产勘查“产能”迅速扩张并超过了需求扩张，已经埋下了隐患。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内与原材料相关的产能过剩愈演愈烈，全球矿业的周期性衰退也如约而至。矿业企业大幅度削减了勘查预算，投资界远离高风险的探矿，财政资金不再面向商业性的勘查活动，公益性地质调查不允许施工钻探工程。矿产勘查市场出现了断崖式滑落，从2013年起，已连续3年下降，2016年肯定还将继续下降。

　　在矿产勘查业，由于“产品”积压具有隐蔽性，“产能”过剩带有滞后性，再加上前一段时间国家和地方财政对勘查项目的大规模投入，2013年～2014年的一些未结项目也掩盖了一些矛盾，往往会让人对“产能”过剩降低警惕。但2015年，困窘之景已经浮出水面。

　　尽管我国还没有对矿产勘查产能评价的调查研究报告，国家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开工率低于79%，则说明已经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但从2012年～2015年固体矿产勘查投入下降、钻探实物工作量下降的情况来判断，我国已经出现矿产勘查“产能”过剩。而百局千队“小而全”的趋同产业结构，竞争力和创新力不强的体制因素，又会加剧矿产勘查的“产能”过剩。

　　面对2016年国内外勘查市场继续下滑的趋势，矿产勘查“产能”过剩还会发展，历史上两次“产能”过剩之痛，或会再次笼罩在地勘单位头上。这一点不容回避。

　　当前，国家“去产能”的号角已经吹响，在这场硬仗中，矿产勘查显然不能缺席。要用好国家为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和支持，抓住机遇，主动瘦身，保存精锐，转战全球，迎接下一次矿业上升期的到来。(刘益康)

　　背景：中国国际矿业大会（CHINA MINING）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作为全球矿业高峰论坛暨展览会，是世界顶级矿业盛会之一，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勘探、开发交易平台之一，涵盖了地质勘查、勘探开发、矿权交易、矿业投融资、冶炼与加工、技术与设备、矿业服务等整个产业链，为国内外矿业企业创造交流机会、加强相互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2016（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将于2016年9月22-25日在天津市区的梅江会展中心举行。(m.balanzskin.com)

立体作战，实现行业整体突围

---关于新常态下我国矿业走出困境路径选择的思考之四

　　矿业是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和原材料的基础性产业。可以说，人类社会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文明进步，包括物质与精神财富，都与矿业开发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寻找一条实现矿业科学发展的路径，为我国全面实现小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可靠的资源保障，才显得如此重要而紧迫。

　　在当前的国际局势和我国全面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结合我国矿产资源的具体特点以及矿业开发的实际，研究我国矿业科学发展的路径，应该重点抓住以下几个方面：

（一）必须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好矿业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矿业开发的全过程，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同步提升。

　　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愿景、重点任务和制度体系，对落实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提出了更具体、更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集成、总结了我们党在发展理论上的创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毫无疑问，这些新思想、新论断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规划了蓝图，也为我国矿业今后如何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现实来看，目前我国矿业开发中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大都与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治不完备有关。因此，树立绿色矿业发展理念，并且付诸于全社会的实际行动，首先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列为矿业开发的“红线”和“高压线”。要进一步提高绿色指标在矿产资源开发规划指标中的权重，把保证和改善环境质量、保障人民健康作为更具约束性的硬指标，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制度、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完善政绩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切实解决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提高执法的刚性和权威。

　　从法律层面说，要站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矿业科学发展的高度，按照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加强包括《矿产资源法》修改在内的法律制度建设。新一轮修改矿法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贯彻“两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统筹资源开发和生态文明建设。也就是说，要将矿山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作为《矿产资源法》调整的重要内容。

（二）坚持矿产资源主要“立足国内”的方针，继续加大资金与技术投入，加强地质找矿工作，逐步减少对国外资源特别是大宗战略性矿产的依赖程度。

　　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后，资源全球化受到了严重干扰，“非经济因素”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矿产资源要坚持“立足国内”的方针，加强国内的地质勘查工作，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

　　立足国内，寻找矿产资源并非是无源之水。以石油为例：有关专家认为，尽管勘探开发难度越来越大，但仍具有保持石油产量持续增长的基础。比如，我国东部石油仍有增长空间，估计待发现资源量为180亿吨，待探明石油资源潜力为68亿吨左右；西部地区处于勘探中早期，待发现石油资源量超过114亿吨；我国东南部近海石油探明程度仅为29%，待探明石油资源量估计有86.31亿吨，尚处在储量发现的高峰期。

　　事实证明，我国的地质找矿潜力的确很大。我国自2011年《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实施三年以来，地质找矿成果已经超出预期。据国土资源部等部委通报的情况，到2014年9月，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前三年累计投入找矿资金约3500亿元，而新发现中型及以上矿产地451个，其中大型162个。发现了一批世界级的特大的天然气、铀、钼、钨矿床。

　　与此同时，我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已到西沙中建南区块进行作业，并首次进入南海深海进行油气勘探。继2001年首次获得东太平洋国际海底7.5万平方公里享有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的多金属结核资源勘探合同区后，我国又相继在西南印度洋国际海底区域和西太平洋国际海底获得了两块矿区勘探权。

（三）加大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特别是稀有金属和稀土资源的保护力度，增加国内的资源储备，确保我国战略性资源的安全。

　　在当今世界日益复杂的经济、技术实力博弈面前，战略资源竞争与争夺正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内容，具有战略价值的矿产资源也成为一种筹码。这些筹码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有政治、外交、军事价值。因此，我国有必要按照国家战略并从资源安全的高度来统筹保护、安排战略资源，加强资源储备，使我们对战略资源的利用居于有利位置，在国际交往中把握主动。

　　从竞争格局看，欧盟、美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所厘定的关键储备矿产中，有很多均为从我国进口的优势战略矿产。

　　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建立国家战略资源储备的国家，早在1939年就开始实行重点矿产品储备，并制定了《战略物资储备法》，对本国的石油、煤炭、稀土等只探不采，储备长期从国外低价购买，资源包括石油、铀、铝、锑、铬、黄金等重要矿产。经过多年的经营，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已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的战略资源全球配置保障体系和庞大的战略资源储备体系。

　　而作为一个矿产资源极为贫乏的岛国，日本一面通过积极推行海外矿产勘查补贴计划，鼓励境外开矿，获取全球战略矿产资源。另一方面，将资源储备提高到极为重要的战略高度。比如，2009年7月，日本政府出台《稀有金属保障战略》，提出将31种矿产(包含47种元素)作为优先考虑矿产。2010年6月，日本出台《对欧盟生死攸关的原料》报告，将14种重要金属矿产确定为“关键原材料”(包含35种元素)。

　　在保护战略资源和资源储备方面，我国起步很晚，但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与办法。比如，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已初步建立起国家石油储备制度。下一步，我国应当尽快将储备扩大至战略矿产资源，因地制宜地制定储备目标、储备方案和管理措施，提升危机应对能力和安全管控能力。按照保障优先、适度超前、量力而行、合理布局的原则，从国家储备发展至国家与商业(企业)储备等复合型战略储备体系。

（四）加快矿业经济结构调整，实施产业优化重组，加强供给侧管理，治理与淘汰产能过剩，同时要以建立矿业资本市场为契机，促进传统产业向现代矿业发展。

　　据了解，对于矿山企业目前遇到的种种困境，国家正在加大研究完善煤炭脱困相关政策、措施及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比如化解产能过剩、改善供求关系、依法加强监管、促进公平竞争、防范社会风险、推动企业重组、加大财政金融支持以及建立煤矿退出机制等，并且进一步把矿业作为降本增效的重点，统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之间的关系，着力解决运行当中显现的突出矛盾，促进矿业健康平稳运行。

　　化解过剩产能，是我国经济由粗放型走到转型升级关键节点必须直面与解决的问题。近几年来，我国矿产品的供需结构和市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从全面的产品短缺转变为相对市场过剩。因此，如何把落后的过剩产能淘汰掉，如何培育出先进的优质产能，是当前我国经济的一大课题。

　　按照2013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通过5年努力即到2018年,要在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方面实现三大目标：即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与环境承载力、市场需求、资源保障相适应;发展质量明显改善,产能结构得到优化;长效机制初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得到完善。

　　最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为化解矿业过剩产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下一步攻克这一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按照从供给侧管理出发化解过剩产能的理论和路径，我们必须对现有的矿山企业进行大胆改革，通过优势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用市场化的兼并重组等办法对生产力进行重新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来提升整个产业的生产效率。还有就是扩大出口，输出产能，开辟新的市场，从需求端加快去产能，在供给端消化产能。

　　要让我国矿业从传统产业向更高质量的现代矿业发展，还应当继续探索矿业与资本、金融市场结合的途径，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矿业资本、金融市场。在现代资本理念和金融体系下，矿产资源其实就是资本的一种形态，而现代矿业正是建立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要形成发现资源、开发资源、保护资源的市场管理体系，也只有建立矿业资本市场，通过资本这个龙头，运用矿业资本市场的规范机制、透明机制、风险揭示机制和监管机制，才能形成对资源企业行为的约束，形成资源与资本的良性互动，实现矿业管理体制的提升和完善，为现代矿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保证。因此，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建立我国自己的矿业金融资本市场，应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

　（五）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打造矿业经济的升级版，为矿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矿业可持续发展。

　　从根本上来说，提高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现代化的支撑能力，必须打造矿业的升级版。升级版的核心任务是提升质量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投入产出比，引导企业向技术、品牌、质量、管理要效益，拓展生产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创新企业运营模式，推动矿业以适当的速度，实现没有水分的健康增长。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前不久在天津举行的国际矿业大会上指出，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创新是经济发展和矿业升级最关键的因素，创新也是矿业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推动矿业复苏增长的转型，关键是要发挥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作用，释放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的红利，为矿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推动矿业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应当立足我国国情,紧跟国际矿业技术革命新趋势,以绿色低碳为方向，加强重大科技问题研究，分类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并同其他领域高新技术紧密结合,把新资源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整个矿业升级的新增长点。

　　就目前而言，推进矿业转型升级，可以从开展矿产资源节约、循环利用、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关键技术攻关入手，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加快绿色矿业成熟适用技术的示范和推广，全面促进矿产资源节约循环高效利用，推进矿业生产方式根本转变。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创造历史性机遇，催生“互联网＋”、分享经济、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理念、新业态，其中蕴含着巨大商机，正在创造巨大需求，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潜力也是巨大的。在矿业领域，我们也应该抓住机遇，把推动创新驱动和打造新增长源，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加快新旧增长动力转换，共同创造新的有效和可持续的高附加值的矿产品需求。

　（六）加快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建立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页岩气、核能以及风能等在内的多元能源供应体系。

　　我国能源资源的特点是“多煤、贫油、少气（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上，煤炭占我国一次能源生产的70%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煤炭在能源中的比例仍占50%以上。可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能源结构仍将以煤炭为主，煤炭仍将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和重要工业原料。这种格局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因此，在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必须要做好煤炭这篇文章。

　　目前，在不少城区空气质量下降甚至出现雾霾的情况下，不少人包括一些社会舆论将矛头直接指向煤炭，提出“去煤化”，这是不了解我国能源资源状况的主观臆想。实际上，污染是因为不会清洁利用造成的，与煤炭资源本身并没有关系。而且，煤炭在我国的基础能源地位，决定了我国能源革命的方向不是“去煤”，而是“净煤”，即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把煤炭开采和利用对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但也必须正视，传统落后的煤炭开采利用方式确实带来了不少问题。目前，我国的煤炭产量已达40亿吨。2014年煤炭的消费比重达到66%，占全球的47.4%（全球总产量81.65亿吨）。而且，能源利用粗放，综合能源效率不足40%。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能源消费强度下降，煤炭行业依靠数量、速度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走到尽头，转变发展方式势在必行。

　　因此，我们必须摒弃过度开采等落后的开采方式，控制开发量，提高科学产能比例，依靠科技创新，推进煤炭清洁利用的关键技术攻关和重大装备研制，鼓励燃煤发电超低排放技术、高效煤粉型锅炉技术和现代煤化工技术示范工程建设，真正实现安全、绿色、高效开采。

　　国际经验表明，新能源比重明显偏低、在能源结构上高度依赖煤炭等化石能源，既不利于保障能源安全，也很难支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如今，发达国家的能源已转变为主要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并都在大力开发利用新能源。着力实施能源转型战略，使能源体系由目前的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变为未来的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这是全球能源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在清洁利用煤炭资源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大力发展非煤能源。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并广泛地吸引社会资本，加大油气勘探，增加油气资源储量。要继续加强对页岩气、热页岩、浅层低温能以及铀矿资源的勘查开发力度，尽快形成产能。同时，要大力发展风电、光伏、水电等清洁可再生能源。要在采取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启动东部沿海地区新的核电项目建设，适度加大核能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进而形成煤、油、气、核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

（七）继续加强国际矿业开发合作和矿产品商贸合作,互联互通，互通有无，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可靠的资源能源保障。

　　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对石油等资源能源的需求不断上升。但经过几十年的开采，我国很多主力矿山的资源正在趋于枯竭，产量急剧下降。因此，要满足经济发展对资源能源的需求，一方面要加大对国内资源的勘探，努力找到具有宏观影响的特大型矿床。另一方面，要加大走出去和国外合作开发资源能源的力度，获得我国短缺但急需的资源。

　　近年来，我国“走出去”战略已获得初步成果。比如，石油三巨头为龙头的国内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参与海外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初步形成了四个重点开发区。其中包括以苏丹、阿曼、阿尔及利亚、伊朗、沙特、利比亚等国在内的西亚北非区；以委内瑞拉为主的南美区；以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为主的东南亚区；以哈萨克斯坦为主的中亚-俄罗斯区。已投产运营的项目集中在苏丹、哈萨克斯坦、印尼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外交部门的配合和支持下，我国石油企业开始投资中亚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开发和生产。如今，连接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中哈石油管线已经投入正式运行，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战略通道。

　　石油合作也是目前我国与海湾国家加强合作的重要领域。在“资源外交”的带动下，我国和中东地区的能源合作不断走上新的台阶。前几年，中石化在伊朗的亚达瓦兰油田购得了50%的股份，并和伊朗政府达成在未来30年内购买伊朗石油和天然气的谅解备忘录。在北非，我国公司获得了苏丹大尼罗河石油开采公司40%的股份，我国企业还获得了安哥拉的石油勘探权。

　　拉美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突破地区。早在1997年，我国石油公司就通过参与国际招标中标委内瑞拉大油田20年的生产经营权，开始深度介入了当地的石油勘探和开发领域。我国和世界第五大石油生产国委内瑞拉签署了《能源合作协议》，委内瑞拉向我国公司开放本国已探明储量的90亿吨油气资源。

　　目前，我国的投资开始进入阿根廷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巴西的基础设施和采矿业。中国五矿公司与智利合作开发的铜矿已经投产。

　　同时,中俄历时十年谈判终成正果。中俄两国已签署《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录》、《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　根据双方商定，从2018年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我国供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合同价值4000亿美元。

　　在输出国内矿产、资本及技术方面，我国企业也大有可为。以煤炭为例。在煤炭国内发展遭遇“天花板”的同时，海外市场无疑可以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在能源重心西移的过程中，要发挥我们在资本、技术、装备、制造方面的优势。同时，在布局、结构、规模、形态、管理等多方面打造新的优势，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积极开展海外资源开发，稳步开展国际煤炭贸易。同时鼓励煤炭企业抓好煤炭机械贸易，煤炭资源综合一体化开发，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和技术服务，承揽境外煤矿建设、技术改造以及运营管理，带动先进技术和大型装备出口。

（八）进一步巩固我国资源外交的成果，大力提升资源外交的水平与实效，推进中外矿业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在国际关系中，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矿产资源一直是大国竞争的动力和目标。这些资源的供给能否稳定、安全以及能够使用什么样的可靠战略来保证供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大国兴衰的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也陷入了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相对贫瘠的的窘境。因此，通过资源外交，解决资源能源安全问题，对我国来说，既是外交上的新考验，也是发展道路上的长期挑战。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资源外交”开始提上我国外交部门的议事日程，并迅即成为当代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我国的资源外交中，能源外交进行得最早，成效也最突出。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的石油供应在能源外交和扩大海外能源战略的双重推动下，正在逐步形成多种输送渠道、多样化保障领域和多元化供应来源的石油供输机制。根据我国的情况，应当不断强化与资源供应国经贸联系，建立一种资源体制，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中加强和深化能源资源外交，以减少对抗和摩擦。

（九）建设与我国国力相适应的强大蓝水海军，参照国际惯例，建立我们自己的补充基地，确保我国海外资源利益与安全。

　　在国际关系史上，从来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有人说，世界之争，主要在于资源之争。事实上，历史上发生的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就是资源战争。

　　国际资源之争，从来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性与“温情脉脉”。当今世界，为资源而发生的战争已不仅在中东、马岛附近海域。在北极和南极等地，虽然还没有看到滚滚硝烟，但因资源之争，到处也都可以看到战争一触即发的阴影。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海洋资源、能源、空间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对海洋运输通道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我国的石油储备刚刚建立不久，到2015年才拥有相当于两个月进口量的石油储备，到2020年左右才会达到3个月进口量。石油能源以及其它战略资源的运输仍然依赖着漫长的海上石油运输线。而目前我国还缺乏远程投放大规模军力的能力，保护国家海外资源与利益的实力还很有限。如果我国船只在通过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几个要塞时遭遇攻击；如果一旦发生大的战争，进口石油的关键海运航线被有关国家封锁，或者遭遇石油禁运，我国的资源能源安全将面临极大的威胁。

　　同时，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我国已经从过去的资本输入国变为输出国，开始在国外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投资利益。据有关资料，最近10年来，我国FDI（即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率和总额两项指标均急剧上升。从投资覆盖情况看，我国FDI已经辐射到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存量占89%。

　　因此，保障国家资源能源战略的顺利实施，保证我们在全球的资源利益，对我国来说，已经是一个全新的考验。走向海洋、经略海洋、以海强国，是我国发展之要、民生之需，也是保障我国在全球范围之内的资源利益与投资权益的必由之路。可以说，我国的崛起依赖于海洋通道的保障，海洋通道安全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未来巨大的战略利益要求我国必须确保海外经济利益和海上通道安全。

　　从当前的情况看，我国必须进一步加强蓝水海军建设，增强我国军队的远程投放能力。海军要在走出向索马里海域派出军舰为我国商船护航的基础上，向更多海域派出我们的护航舰队。同时，要进一步加快建造自己的航母并尽快形成战斗群，创造条件建立我国海军的补给基地，让海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远洋海军、蓝水海军。这是我国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根本所在，也是保护我国的利益与安全的现实需要。(赵腊平)

　　背景：中国国际矿业大会（CHINA MINING）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作为全球矿业高峰论坛暨展览会，是世界顶级矿业盛会之一，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勘探、开发交易平台之一，涵盖了地质勘查、勘探开发、矿权交易、矿业投融资、冶炼与加工、技术与设备、矿业服务等整个产业链，为国内外矿业企业创造交流机会、加强相互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2016（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将于2016年9月22-25日在天津市区的梅江会展中心举行。(m.balanzskin.com)

津保铁路今日开通运营

　　备受关注的津保铁路今天正式开通了。至此，天津到保定的运行时间将由原来的2小时36分压缩至1小时左右，东北到华北、华南、西南地区间的运行时间也将大幅度压缩。更重要的是，津保铁路与京沪、京九、京广等多条铁路路网实现了无缝对接，打通了我国东北方向经天津通往西北、西南地区的铁路通道，不仅使本市进一步跻身我国铁路重要枢纽城市，更写下了京津冀“四纵四横一环”城际铁路网规划中的“一横”，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打下坚实基础。

　　天津至保定铁路自天津铁路枢纽天津西站起，经河北省霸州、雄县、安新至保定，线路全长158公里。全线设天津西、胜芳、霸州西、白沟、白洋淀、徐水、漕河、保定等8个车站，初期运营时速200公里。这条铁路2010年7月开工建设，2015年10月开始联调联试。据北京铁路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开通运营初期也就是12月28日至2016年1月9日，津保铁路将开行旅客列车4.5对，其中石家庄至天津西1对、天津西至邯郸东1对、邯郸东至秦皇岛1对、邯郸东至石家庄0.5对、邯郸东至唐山0.5对、唐山至石家庄0.5对。2016年1月10日铁路实行全新列车运行图后，津保铁路开行的旅客列车将增至27.5对。津保铁路车票价格也于昨天出炉，天津西站至保定东站，二等座票价57.5元，一等座92元。

　　天津至保定铁路作为重要的路网联络线，在与京沪高铁、津秦高铁、京广高铁、京津城际等高速铁路相连的同时，也与京广铁路、京九铁路、京沪铁路等普速铁路贯通。该铁路的开通运营，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铁路网结构，形成我国东北与华北、华南、西南地区间的便捷铁路通道。

　　展会背景：中国国际矿业大会（CHINA MINING）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作为全球矿业高峰论坛暨展览会，是世界顶级矿业盛会之一，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勘探、开发交易平台之一，涵盖了地质勘查、勘探开发、矿权交易、矿业投融资、冶炼与加工、技术与设备、矿业服务等整个产业链，为国内外矿业企业创造交流机会、加强相互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给力复兴，矿业依然任重道远

---关于新常态下我国矿业走出困境路径选择的思考之三

　　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指出：“能源是无可替代的，现代生活完全是架构于能源之上，虽然能源可以像任何其他货物一样买卖，但它并不只是一种货物而已，而是一切货物的先决条件，是和空气、水、土同等重要的要素。”

　　矿产资源包括能源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社会越发展，人类对矿产资源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如今，矿产资源已是一个关系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

　　（一）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矿业开发的作用依然不可或缺

　　在当今世界上，矿产资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加速摆脱贫困、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着能源和原材料保障。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矿产资源的开发在维持其经济稳定与发展方面的作用同样举足轻重。

　　一方面，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总体增长低迷的影响，全球资源能源需求量和人均消耗量呈趋势性下降；另一方面，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启动“再工业化”周期，以新能源、环保、高附加值制造业以及能够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将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这也使得初级矿产资源的需求趋于减少。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弱矿产资源对于发达国家的重要性。

　　在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矿业开发仍然对其经济发展起着支撑作用。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报告称，2013年美国矿产品产值虽较2012年的758亿美元有所减少，但仍达743亿美元。其中，金属矿产产值约320亿美元，工业矿产产值年增3%，达到423亿美元。美国所有矿产包括出口和回收的原料，总产值达901亿美元，比包括亚马逊、脸书、谷歌和雅虎等网路巨头们合计利润的5倍还多，显示出矿业资源对美国经济、技术和安全的重要程度。

　　近几年来，随着美国“能源独立”战略的有效推进，特别是受“页岩气革命”溢出效应的影响,不仅使其摆脱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而且使其能源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石油需求由升转降，美国能源自给率在2011年达到81.4%，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预计在2035年将达到87%。

　　在资源缺乏但经济实力雄厚的日本，尽管其早已跨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其对资源能源的需要不降反增。无论在中东、非洲还是南美、澳洲，仍然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企业与外国合作开发矿产资源的身影，而且合作的形式灵活多样。于是，国外的矿产品包括中国的稀土资源便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国内，经过精细加工、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则反过来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重心“由西向东”转移，全球资源能源消费重心也随之转移。据英国BP公司发布的《Energy Outlook 2030》预测，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将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加速发展，203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GDP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球的份额将分别达到87%、60%和70%，而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能源需求国。

　　另据《世界能源中国展望》报告，世界新增能源需求将在中国、印度、东南亚、中东、拉美和非洲等地进一步聚集，这将大大提高新兴大国的能源议价能力，也会成为其重构全球能源与贸易秩序的重要因素和“筹码”。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预测，全球中产阶级人数将从现在的18.5亿增加到2030年的48.8亿。中国、印度及东盟6国预计到2050年将增加13亿城镇居民，而城市化的一大特征是资源高度密集型的生产消费模式。未来10年，“金砖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和“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对于资源需求的强度将呈急速、空前规模增长。

　　事实上，矿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力更大。以黄金为例，据世界黄金协会的研究，近几年来，全球黄金工业每年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2100亿美元，这相当于捷克全国的GDP。其中在世界前15位的产金国家中，黄金开采对经济的贡献超过784亿美元。黄金采矿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更为显著。比如，黄金采矿产值占巴布亚新几内亚GDP的15%，圭亚那GDP的8%，坦桑尼亚GDP的6%。

　　发达国家依托矿产资源推进经济发展的事实，使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认识到矿业发展特别是矿产资源开发的重要价值。

　　（二）实现全面小康与“中国梦”需要更多资源能源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一个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八大报告同时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2012年11月29日，习总书记在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

　　2009年２月２７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国土资源战略研究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土地、能源、矿产、海洋等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国土资源问题事关民生福祉，事关长远大局，始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必须看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尚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现代化的任务还十分繁重。据统计，2010年我国GDP达到5.879万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的5.47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从而结束了日本长达40多年“世界第二”的地位。但2010年日本的人均GDP为42325美元，而我国为4283美元，仅为日本的1/10，排在世界第95位，甚至在一些非洲国家之后。近几年，我国的人均GDP有大幅上升，但仍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美国的1/7，在世界居于第80左右。而且按照我国的标准，尚有7000万贫困人口没有脱贫。可见，发展仍是硬道理，是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与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西方学者曾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过一个“S”形模式，认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与人均矿产资源特别是人均金属消费量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经济发展的重点由农业转向制造业，矿产资源的人均消耗开始增长，人均收入进一步增长，消费者需求将成为人均金属消费量增长的驱动力。

　　而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之后，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会进一步加快。与此同时，由于城镇化步伐加快，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消费类型、消费行为会发生重大转变，住房、汽车、家用电器等终端消费需求会大幅上升。而制造这些，既需要作为动力的能源资源，也需要作为原材料的矿产资源。据专家研究，人们日常使用的电脑与手机的材料有95%是矿物原料。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程度还很低。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城镇化率为50%左右。但如按户籍人口算，我国城镇化率仅为35%左右，也就是说，我国的城镇化目前实际上刚完成40%不到，明显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准，更是远低于一般发达国家77.7%的水准，城镇化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过程中。据预计，到2020年，中国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规模将达3.2亿左右。

　　二十一世纪以后，联合国提出一个口号：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我国矿业的未来发展主要依靠城市化。事实上，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建设高速公路、铁路、机场；解决农民进城问题，改善城市普通居民的住房条件。

　　有关专家测算，一个农民成为市民，资源能源需求将增长3倍，这就是硬需求。另据专家测算，我国每亿元铁路基本建设投资约拉动钢材需求0.333万吨。2009年，我国铁路建设投资为6000亿元，消耗钢材3000万吨。铁路建设水泥用量为平均每千米2.1万吨。以京沪高铁为例，该高铁全长1318千米，初步计算水泥用量为2700万吨。另据估计，2014年我国高铁建设消耗水泥为9000万吨左右，相当于45条日产5000吨的水泥熟料生产线一年的产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曾透露：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20亿平方米，需要消耗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根据历年建筑行业钢材消费情况，我国建筑行业的钢材消费量占整个钢材消费量的50%左右，其中房地产业用钢占整个建筑业用钢的50%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计划新开工建设保障房700万套，基本建成480万套。据计算，一般按建筑面积钢筋用量是40公斤/平方米~60公斤/平方米左右,水泥用量是150公斤/平方米~200公斤/平方米，按50公斤用钢量来计算，保障房建设就能拉动钢材需求约4000万吨。

　　可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势必带动钢铁、水泥、建材、工程机械等重工业，以及家电、家居消费用品等轻工业的发展。而这些都需要能源矿产和矿物原材料作为支撑，所以这个阶段也正对矿产资源消费强度最大的阶段。

　　另据了解，经国务院批准，从2014年底到2016年，我国将铺开总投资额逾10万亿元的七大类、400多个基础设施项目，其中2015年开工项目约300个，投资超过7万亿元。2014年四季度以来，国家发改委密集批复基建项目，基建投资加速明显。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10月1日以来，国家发改委共批复49个项目，涵盖机场、铁路、公路、城市铁路等，项目投资总额度达到了13801亿元。“十三五”期间，中央将进一步加大预算内资金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重点投向中西部铁路、城际铁路，地方财政性资金也将向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倾斜。以铁路为例，我国“十三五”规划已经编制完成，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全国新建铁路不低于2.3万千米，总投资不低于2.8万亿元。一些地方的“十三五”规划也相继出炉，铁路投资仍是亮点。另外，随着高铁“出海”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泛亚、欧亚和中亚高铁线将是中国高铁全产业链输出的重点。“十三五”期间，铁路产业链将享受投资盛宴。据有关方面统计，2014年我国铁路建设用钢量为2100万吨，据此推算，2015年铁路建设用钢量将达到3000万吨，增幅42.85%；其它如水泥等矿产的用量也将大幅增长。

　　而据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与沿路和沿岸有关国家的合作重点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是建设的优先领域。“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东南亚经济整合、涵盖东北亚经济整合，并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我国将开展亚洲公路网、泛亚铁路网规划和建设，与东北亚，中亚、南亚及东南亚国家开通公路通路13条，铁路8条，总铁路建设将达8.1万千米。这无疑也将拉动汽车钢、铜、铝、角钢等矿产及延伸产品的需求量。

　　（三）“世界工厂”需要消耗大量矿产资源

　　工业总产值是衡量制造业、采矿业和公用事业产出的指标。据联合国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62%，到2012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3.7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2.9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世界工厂” 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大加强了。而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每年需要消耗大量的矿产资源作为原料与动力，为世界各国生产机械、设备、生活用品。

　　2011年，我国全国规模以上矿业企业1.68万个，但矿业产值为5.86万亿元，仅占工业总产值的6.94%，离西方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我国矿业发展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据中国地质大学的专家研究，我国矿业产值顶点将在2020年前后到来，届时矿业总产值将达到70000亿元。

　　综上所述，虽然当前全球矿业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与收缩，但向好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特别是新兴国家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维持对资源的强劲需求。但从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来看，在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大背景下，我国更加注重促进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发展，调控政策也将更加关清洁能源、绿色矿山、节能环保、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等。大兴土木，依靠大规模基建投资拉动GDP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矿业将从前几年的大起大落回到基础产业的常态。 (赵腊平)

　　背景：中国国际矿业大会（CHINA MINING）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作为全球矿业高峰论坛暨展览会，是世界顶级矿业盛会之一，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勘探、开发交易平台之一，涵盖了地质勘查、勘探开发、矿权交易、矿业投融资、冶炼与加工、技术与设备、矿业服务等整个产业链，为国内外矿业企业创造交流机会、加强相互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2016（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将于2016年9月22-25日在天津市区的梅江会展中心举行。(m.balanzskin.com)

刨根问底，深层次矛盾由来已久

---关于新常态下我国矿业走出困境路径选择的思考之二

　　矿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长期以来为国民经济总量的迅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我国实现特色的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道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近年来，矿业形势面临巨大挑战，在新常态下，矿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针对目前严峻的形势，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国土资源研究院、中国煤炭协会等相关部门分别多次召开座谈会。有与会专家预计，未来两年全球矿业发展仍是寒冬期，全面复苏还需时日。

　　新常态下我国矿业究竟面临什么样深层次的矛盾？综合分析来看，矿业管理体制、法规、制度的不完善，产业机构的不合理和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使矿产品库存居高不下，产能过剩，主要的大宗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过大，矿产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面临西方国家围追堵截的困境，等等，都是当下待解之围。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敬请关注本期6版深度报道：《刨根问底，深层次矛盾由来已久——关于新常态下我国矿业走出困境路径选择的思考之二》

　　矿业和农业类似，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新中国成立以来，矿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先行产业，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立下了汗马功劳。改革开放以后，矿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为我国国民经济总量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二的位置发挥了重要的资源保障作用。同时，矿业正在为我国实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但也毋须讳言，多年以来，由于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矿产资源的开发与资源安全上缺乏长远的发展战略，加之体制、机制的原因，致使我国矿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要的大宗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过大，矿产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我国矿产资源虽然总量大，但禀赋条件差，人均占有量少。矿产资源人均探明储量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58%，居世界第53位。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铝土矿、铜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7%、17%、11%、17%。即使是最丰富的煤炭资源，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7%。

　　能源矿产中，除煤矿比较丰富外，石油、天然气储量有限。而铁、铜、铝、钾盐等重要矿产不仅所占比重低，而且富矿少、贫矿多，大矿少、小矿多。即便是资源总量达5.57万亿吨、居世界第一的煤炭资源，人均占有量也只有234．4吨，远低于世界人均煤炭资源占有量为312．7吨的水平。

　　从目前情况来看，除钨、稀土、煤炭等少数几种矿产外，我国绝大多数矿产总量不足，而且缺口越来越大。有关研究认为，到2020年，国民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45种主要矿产中，仅有6种保有储量能满足需要。据国家发改委预测，到2020年，我国重要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可供储量的保障程度，除稀土保障程度为100%外，其余均明显不足，其中铁矿石为35%、铜为27.4%、铝土矿为27.1%、铅为33.7%、锌为38.2%。

　　我国的矿产资源还有两大弱项。一是对外存在严重依赖的矿产资源种类很多。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铀、钾盐等矿产对外依存度都很高。其中，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超过65%。专家预计，到2035年，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达到80%，远超50%这一国际公认警戒线。二是矿产资源对外依赖的地区比较集中。如我国进口的原油中，约45％来自中东地区，32.5％来自非洲，8%从俄罗斯进口，3.5％来自亚太地区；铁矿石的进口则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国。

　　一边是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供需矛盾突出；一边是地矿部门很难找到接替资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直到本世纪初，我国的地质找矿工作基本上处在停滞状态。前几年国家加大投入，地质找矿工作取得不少成果，但由于现在浅部几乎已无矿可找，而是在深部和边远地区找矿的难度则越来越大，真正发现像大庆、胜利油田那样的特大矿床的几率很小。新的可供开发建设的资源基地严重匮乏，已有的资源又已开采殆尽，很多矿山被迫关闭，造成了严重的“四矿问题”(矿业、矿山、矿工、矿城)，很多矿工只好下岗，生活无着，就医、上学面临困难，维稳任务越来越重。

　　（二）矿业管理“九龙治水”的弊端一直难以改变。我国矿业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下形成的，部门管理色彩很浓。近年来改计划管理为以市场为导向的行业管理，但职能分散到各个部门。比如，国家发改委负责矿业政策、大型项目审批；国土资源部管理矿产资源权证和资源政策的制定、监督；工信部负责监测和协调矿业运行；商务部负责矿山企业及地勘队伍“走出去”；国资委则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中央所属矿山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产等。

　　这样的管理体制，造成没有哪个部门能够超脱于本部门的利益，站在国家利益和战略高度，全面研究、规划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也缺乏推动整个行业发展和改革的源动力，出台的产业发展规划与相关政策也往往与市场的实际需求相脱节。

　　（三）矿业法规和制度建设滞后，修改难度很大。肇始于矿业分散管理，《矿产资源法》的条文中也明显地暴露出矿产资源分割管理的痕迹。目前，我国矿业管理仍缺乏完善、系统的法律构架。

　　1986年颁布实施、1996年进行部分修订的《矿产资源法》，结束了我国矿产资源管理几十年无法可依的历史，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近几年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部法律已经明显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内容和体例已经显现不少问题，迫切需要进行修改。比如，现行《矿产资源法》主要是为了满足对矿产资源开发管理的需要，侧重从行政角度管理和规范矿产资源的勘查和开采，造成在立法目的上“重行政管理、轻权利保护”、矿产资源产权制度设计不合理、矿业权权能不明晰等问题。这种立法的滞后性已经直接影响到矿业权的合理配置、矿业权人权益的平等保护、矿业权市场的有效运行及矿山生态环境的保护等。

　　（四）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粗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GDP增长了大约10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40倍。有人测算，中国消耗了世界20%能源而只生产了世界10%左右的GDP，还消耗了50%左右的钢材、55%的水泥。另据相关资料，1949年至2014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增长了90倍，石油消费量增长了2600倍，天然气消费量增长近2万倍，粗钢消费量激增1240倍，铜消费量增长近2300倍，铝消费量增长了6000倍。这些数据固然也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我国近几年矿产资源利用率虽有提高，但经济发展方式仍未实现根本转变，资源浪费的现象依然比较严重。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在35%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20个百分点，共生、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不到20%，总回收率只有30%。

　　我国矿山的生产效率与世界上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很明显。以煤矿为例，美国生产10亿吨商品煤一般只需要10万人，人均年生产效率达10000吨以上；而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552万人一年产煤还不到28亿吨。

　　（五）一些矿产品库存居高不下，产能严重过剩。统计数据显示，经过前几年的大规模扩张，我国生产的铝和钢材在全球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已接近1/2，水泥产量则约为全球总产量的60%。目前，我国电解铝的产能过剩高达35%；钢铁产能过剩达到21%；水泥产能的利用率仅为2/3，产能过剩达到28%。尽管如此，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4年我国钢材总产量仍然高达11.26亿吨，与2013年同期相比增长5.4%；2015年一季度产量2.66亿吨，同比增长2.5%。

　　由于煤价高起，而“黄金十年”煤炭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煤炭行业规模扩张势头迅猛。据了解， 2006年至今近9年的时间里，煤炭采选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3.22万亿。而在此间上马的新增产能还在陆续咕咕坠地，加之一些地方和煤炭企业违法违规建设生产和超能力生产等问题也十分严重，更加剧了化解过剩产能的难度。

　　截至2014年底，目前，我国煤炭产能在40亿吨左右，累计新增煤炭产能30亿吨左右，在建产能超过10亿吨，两者相加已超过50亿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此前公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10月末，全社会煤炭库存已经连续46个月超过3亿吨。

　　而与此同时，我国有关企业却还在大量进口煤炭。从近几年煤炭进口的数据看，我国自2009年由煤炭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后，煤炭进口量持续攀升。2013年进口煤炭一度达到3.27亿吨，同比增长13.4%，创下进口量纪录。

　　（六）面临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矿业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让我们付出了十分昂贵的生态环境代价。前几年，即在矿业行情高涨时，我国矿山每年排放的固体废弃物353.3亿吨，仅选矿每年产生的尾矿废弃物就超过5亿吨。全国矿山平均每年排放废水超过47亿吨。以山西省为例，该省因采煤造成的采空区面积近5000平方千米（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3%），其中沉陷区面积约3000平方千米（占采空区面积60%），受灾人口约230万人。

　　（七）我国企业“走出去”遭遇一些西方国家的围追堵截。目前，我国进口能源资源的来源地既包括尼日利亚、苏丹等诸多非洲国家，占中国石油总进口量的30％左右；也包括伊朗、沙特、伊拉克等中东国家，来自海湾地区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占60%，伊朗和沙特是我国最大的两个石油来源国。此外，中国还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家有油气供应合同；从智利、巴西、澳大利亚等国进口铜矿、铁矿、铀矿及煤炭等。

　　我国企业走出去起步很晚。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一些西方强国早已将一些优质的矿产地据为己有，因此，从整体上看，我国近几年的矿产投资主要集中在中东、中非洲、中亚、南美等地。这些地区的东道国多处于各种冲突之中。特别是在非洲，种族纠纷、宗教冲突等社会不稳定因素，政府更换频繁、政策不连贯，来自政府的直接或间接财产征用造成的政府违约风险，加上大国利益争夺，使得我国的企业在当地面临着极大的经营风险。

　　资源能源安全包括从生产、存储、消费一个完整的链条，而运输环节更是世界各国所关注的重点。目前，我国从海外获得的资源能源矿产，特别是来自中东和非洲的资源能源，大约有95%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这个最窄处仅有2．4千米的战略咽喉通道，形成高度依赖马六甲海峡的困局。在海洋运输线现今基本上为美国控制的情况下，如何保护我国的海洋运输线与资源能源生命线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可见，在矿业开发领域，我国正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必须有坚实的资源支撑。随着“四化”步伐的加快，对矿产资源的刚性需要越来越大，而国内资源特别是大宗矿产供应日益紧张，资源约束趋紧；另一方面，我国的矿业开发以及资源能源安全也面临诸多的问题与威胁，必须妥善处理与化解。（赵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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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委通知要求评估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五年目标完成情况

　　近日，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科技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共同印发通知，要求各地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五年阶段性目标评估工作，对2011年以来实施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进行评估，重点评估基础地质调查与研究、重要矿产勘查和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进展。

　　四部委指出，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等部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的通知》印发以来，各地区及相关部门扎实推进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在第一阶段的找矿工作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圆满完成了找矿目标。为全面了解第二阶段性工作进展情况，总结经验，梳理问题，做好第三阶段的组织实施工作，四部委决定开展五年阶段性目标评估工作。

　　开展本次评估的目的，是为了全面掌握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实施进展，客观评价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阶段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总结经验，发现并分析问题及原因，提出推进措施。基础地质调查与研究方面，将重点评估油气基础调查、页岩气资源基础调查、天然气水合物调查、其他非常规能源基础调查、重要矿产基础调查、地质科技攻关。重要矿产勘查方面，一是评估油气资源勘查，重点对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煤层气4个矿种五年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估；二是评估重要固体矿产勘查，重点对煤炭、铀、铁、锰、铜、铅、锌、铝土矿、镍、钨、锡、钼、金、钾盐14个矿种五年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估；三是评估老矿山找矿，重点对已有矿山深边部找矿（含老矿山找矿项目）工作进展和主要成果等方面进行评估。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方面，重点评估各省“三率”调查结果以及推进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进展和成果。

　　评估所采用数据的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四部委要求，省级评估工作由各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牵头，发展改革、财政和科技主管部门做好配合，于2016年1月15日前完成。

　　2011年12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等部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启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并提出三个阶段性目标，即：3年实现地质找矿重大进展，5年实现地质找矿重大突破，8至10年重塑矿产勘查开发格局。（程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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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工业必须走绿色定制化生产之路

——访中国砂石协会会长胡幼奕

　　在建设生态文明、环保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我国砂石骨料及破碎装备产业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如何实现绿色开采、定制化生产，更好地服务生态文明和国民经济建设，无疑成为砂石骨料行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国际砂石骨料大会上，记者采访了中国砂石协会会长胡幼奕。

　　胡幼奕是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复合材料科研和技术开发、建材工业技术信息、建筑材料、砂石骨料、固体废弃物再生利用等研究和建材行业科技管理工作；曾主持国家科技部多项重大科技开发项目、新建和技改项目，国防重点武器用基体材料和增强材料等多项军工产品的研制和生产；制定了我国砂石骨料、砂石骨料破碎装备以及尾矿、建筑垃圾资源化再利用等发展规划、行业政策、国家标准等。

　　记者：砂石骨料的属性和消费规律是什么？

　　胡幼奕：砂石骨料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产业，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是各国建筑、道路、桥梁、水利等建设工程不可或缺、用量最大的原材料。

　　据中国砂石协会统计：每平方米城镇建筑的砂石骨料用量平均800千克，每公里高速公路砂石骨料的用量为5.4万吨~6万吨，每公里高铁砂石骨料的用量为5.6万吨~8.64万吨，地铁每公里造价从5亿元上升到7亿元~8亿元，比地上建筑用量要大。

　　记者：砂石骨料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胡幼奕：砂石是依附于天然石矿资源的产业，在过去的几十年，是以传统的粗放式发展为主，近年来逐渐转为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中国砂石骨料产业的发展可归纳为三个重要阶段：

　　起步阶段（1949年~1977年）：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近30年间，特点是砂石骨料需求量小，供应充足；所用砂石多为天然形成的自然资源，以人工开采为主，设备简单，发展缓慢。

　　机械化开采阶段（1978年~2010年）：特点是市场需求量大，供应充足，但自然资源储量已显不足。机制砂石开始发展，市场供应以天然砂石为主，机制砂石为辅。产业仍是粗放式发展。

　　产业转型升级阶段（2011年到现在）：特点是以机制砂石骨料为主，以天然砂石为辅；市场需求量大，部分区域自然资源枯竭，供应紧张；机制砂石骨料快速发展，行业的政策、技术标准规范等逐渐完善；市场得到了规范，市场逐步细分，面向高性能、耐久性混凝土骨料的比重不断增加；环境保护工作得到高度重视。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建筑、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砂石骨料用量不断增加，开采技术和机械装备快速发展，由早期的江河湖泊人工开采发展到机械开采，再发展到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机制砂石规模化生产。

　　记者：我国砂石骨料的发展现状如何？

　　胡幼奕：当前，政府对资源和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砂石骨料产业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和发展的黄金期，发展势头迅猛。中国每年砂石骨料消费量约200亿吨，其产量和用量居世界第一位。现已能生产各种性能质量要求和各种级配的砂石骨料，尤其是在高性能骨料的研发和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上海620米高的建筑就是用湖州新开元碎石公司的高性能砂石骨料通过两级泵送建设的。

　　2013年，我国有规模以上的砂石骨料企业28000多家。为了保护资源、保护环境，各地政府不断关闭和淘汰落后的采砂企业，到2014年底已关闭落后采砂企业1万多家。目前，全国已建成100多家集矿山开采、加工、物料储运高度集成化、自动化、规模化的现代化企业，有的生产企业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有实力的砂石骨料企业延伸产业链，形成了集矿山开采、砂石骨料制造、混凝土搅拌站、物流和树木种植等一体化的企业集团。

　　在装备方面，目前国内规模以上的砂石骨料装备制造企业有3000多家，销售额在10亿元以上的有数家，10亿元以下的约15家。其他国家进入中国的企业有近20家。随着科学技术和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破碎机械装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已能制造规格品种齐全的系列产品，很多装备达到国际水平，部分成套装备实现出口。冀东集团的移动破碎机获得了河北省工业设计金奖。

　　在环境保护方面，企业普遍注重保护环境，采用收尘装置，对废水进行回收处理并循环使用，不断降低爆破和生产过程中的噪声。对开采后的矿山进行复绿，恢复矿山生态。有些企业正在建设和谐矿区，与矿区周边居民形成利益共享机制。湖州新开元碎石公司成为行业的首家绿色矿山企业，在废水、石粉的处理和分离及应用方面获得了行业的首个部级科技进步奖。北京威克冶金公司成为行业中用尾矿再生骨料的首家绿色矿山企业。

　　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城市建筑废弃混凝土、道路废弃沥青混凝土循环利用进程加快，一些砂石骨料企业和破碎装备企业已经走在全国固废资源化的前沿，研究开发了多项关键技术和装备，有些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目前固废资源化利用的企业已达到100多家，推出了再生建材整体解决方案，能生产再生混凝土、再生砌块、砖等多种产品，并已在多个领域得到应用，逐渐形成材料循环使用的新模式。

　　目前，砂石骨料产业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建材、华新、冀东、海螺、中材、金隅等大型企业已经进入，有色、非矿、水利、水电、中建、中交建、中铁建等行业的企业也在进入，南方路机、中联重科、徐工、柳工、泉工等大型机械企业也在进入，一些咨询、设计、投资、金融等公司也在进入。这些行业和企业的进入，对砂石骨料行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记者：砂石骨料行业发展面临哪些机遇？

　　胡幼奕：砂石骨料产业与宏观经济运行密切相关，判断发展中国家砂石骨料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的关键因素是以中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和结构转型。新兴经济体正进入工业化、城镇化集中快速发展时期，全球范围内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大规模快速推进，都将保持对砂石骨料的强劲需求。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处于发展中期，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三大发展战略”以及环渤海地区等“城市群”发展规划，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这些对砂石骨料的刚性需求，将把中国砂石骨料产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绿色建材生产与应用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政策，自上而下的企业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改革需求相结合，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对传统砂石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必将催生砂石骨料产业的革命。

　　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期，对建材产品的需求减少。砂石骨料的需求量虽在减少，但由于关闭和淘汰了落后的开采企业，为新建机制砂石骨料企业留出了市场空间。由于这种产能置换，避免了中国砂石骨料市场出现产能过剩。这是砂石骨料产业与其他建材产业在同样经济条件下的最大不同。从保护资源、保护环境角度出发，政府淘汰落后的开采企业还在继续。

　　从下游需求看，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仍处于中高速发展期，未来的需求量依然十分可观。中国大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发展战略，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区域一体化、重点项目建设，是需求的重要支撑。预计未来10年～20年，砂石骨料仍将保持高速增长。“一带一路”涵盖44亿人口，GDP规模逾20万亿美元，将带来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为砂石骨料和破碎装备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从材料应用端来看，高性能骨料将实现快速发展，高性能、节能环保的破碎装备需求将不断扩大。中国砂石骨料和装备企业较多，但整个产业链的开发程度、技术附加值、经济附加值相对偏低，对于拥有国内外研发资源或较强整合实力的企业也将迎来重要机遇。对于意在全球化资源布局的企业来说，这是一种低成本获取优质资源和优化资源组合的机会。

　　记者：我国砂石骨料的前景如何？

　　胡幼奕：随着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对资源开采利用和环境保护要求越来越严格，传统砂石产业赖以生存的产业源头、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质量、竞争对象、竞争区域、经营方式、节能环保等基础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砂石骨料工业也将发生深刻变化。

　　目前，新型大规模机制砂石骨料生产线的建设和政府不断关闭淘汰落后的采砂企业，正在迅速改变着传统的砂石骨料商业生态和市场规则。未来几年，砂石骨料产业的科技进步速度将加快，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势在必行。

　　未来的竞争，不单是产品的竞争或是渠道的竞争，而是将资源有效整合成体系的竞争，甚至是超越竞争的整合意识。我们只有积极应对市场环境，通过创新理念、创新技术，构建高效的组织机构、技术创新平台、金融服务平台，推进管理、制造、财务和交易等成本优化，提质增效，强化竞争力。

　　未来砂石骨料企业的模式是，建立砂石骨料工厂，实行工厂化管理。对于有充分场地的矿山，建立机制砂石生产的粗碎工厂、中碎工厂、细碎工厂，粉尘收集工厂，废水收集处理循环使用工厂，环境绿化（植物养殖）工厂，石料输送发电工厂，储运工厂，环境监测工厂等，各工厂实行数字化单元式的模块管理，智能监控，一体化运行。对于空间有限的矿山，建立粗碎、中碎、细碎、粉尘收集、废水处理、物料储运、智能监控、环境监测等一体化的工厂。未来砂石骨料产业的模式是：砂石骨料生产基地+粉磨站+混凝土搅拌站+固废资源再利用+物流运输等一体化的产业结构。

　　砂石骨料生产线是高度个性化的，当前建成的大规模机制砂石骨料生产线都是定制的。随着科技创新加快推进，大数据、自动化、互联网等领域新技术与砂石骨料产业交叉融合，砂石骨料工业将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定制化生产。砂石骨料生产线符合“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4.0”的理念。在未来，当你需要建设一个砂石骨料工厂，只需要打开APP，输入石矿各项数据，信息就会发送给碎石机械加工工厂。工厂将你需要的矿石品种和你的矿山地形等转化成数据，然后通过计算来安排物料的配送、零部件的制造以及机器的组装，安排物流运到矿山现场安装。

　　最重要的是，这条生产线上每个部件和每台机器都是按照你的矿山实际情况定制的，它有自己的身份信息，机器也会解读这些信息并自动装配。同样，当你需要某种性能的砂石骨料，打开APP输入产品要求，将信息发布给最合适的机制砂石骨料生产基地，工厂就会自动安排生产，然后将产品送到指定的地方。

　　在未来，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相当成熟，新建基础设施所用的砂石骨料大多数来自于固体废弃物再生，机制砂石骨料只是作为补充，固体废弃物资源将实现循环使用。未来，我们将建成资源节约型、资源重复利用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砂石骨料产业。

　　记者：中国砂石协会在引领砂石骨料行业发展中将如何发挥作用？

　　胡幼奕：中国砂石协会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坚持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企业、服务社会，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绿色矿业，加强资源的节约与综合利用，坚持固体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推动砂石骨料产业向绿色、循环、低碳和质量、品种、效益方向发展。

　　一是发挥院士工作站的作用，夯实高层次科技创新平台，为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培养创新人才队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导向和强有力的支撑。二是对行业发展进行规划，为行业转型升级和高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三是建立研发、设计、质量、检测、标准等体系，鼓励行业科技创新，适时建立砂石骨料行业创新基金；推动建设集矿石开采、加工、储运高度集成化、自动化、规模化、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和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的现代化企业。推动将开采后的矿山，通过建成博物馆、矿山公园或其他休闲场所等，实现废弃矿山的再利用。

　　当前，砂石骨料及破碎装备行业发展日新月异，行业的机遇千载难逢。智能制正在改变未来，它不仅是单一设备的智能化，而且是贯穿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管理、服务等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我们将与企业和科研院所携手合作，共同打造现代化砂石骨料工厂，造福人类。（王琼杰）

　　背景：中国国际矿业大会（CHINA MINING）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作为全球矿业高峰论坛暨展览会，是世界顶级矿业盛会之一，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勘探、开发交易平台之一，涵盖了地质勘查、勘探开发、矿权交易、矿业投融资、冶炼与加工、技术与设备、矿业服务等整个产业链，为国内外矿业企业创造交流机会、加强相互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大会官网：(m.balanzskin.com)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发布14项年度国土资源经济研究成果

　　2015年12月23日，由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主办的2015年国土资源经济研究成果交流与研讨会在京召开。

　　交流与研讨会上，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张新安、付英、 贺冰清等14位研究人员汇报了关于中国资源2030若干重大战略问题的思考、转型发展督促市场化取向的土地制度改革、“十二五”及2015年国土资源工作盘点与下阶段形势分析展望等14项年度国土资源经济研究成果。

　　会议公布的成果显示，“十二五”期间，国土资源保护成效显著，全国实有耕地面积达20.27亿亩；国土资源保障能力明显增强，重点成矿区带1:5万区域地质调查工程从22%提高到36%，形成一批勘查接续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先后分四批推广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210项，建成综合示范基地40个；国土资源服务民生取得重大进展，成功预报地质灾害6554起，比“十一五”多出一倍；国土资源管理秩序进一步好转，构建国土资源管理共同责任机制，创新部省合作机制；突出加强了作风建设与能力建设，搭建“一张图”为核心的综合监管平台，构建国土资源管理决策与综合监管技术支撑体系。建议2016年应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引领国土资源事业改革发展，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国土资源宏观管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服务“藏粮于地”战略，严守耕地数量与质量红线；落实节约优先战略，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努力建设高效政府；加大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和创新驱动力度，提升资源保障能力；构建和谐国土，强化资源管理对生态源头保护和贫困地区脱贫作用；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夯实国土资源管理人才、技术和信息化支撑，全面提升国土资源管理能力与水平，为“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

　　在如何加强能源自给与保障能源供应上，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张新安研究员提出的“金属即能源”的新观点也令人耳目一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等与会专家对各项成果逐一进行了点评，对会议汇报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于洪奇）

　　背景：中国国际矿业大会（CHINA MINING）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作为全球矿业高峰论坛暨展览会，是世界顶级矿业盛会之一，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勘探、开发交易平台之一，涵盖了地质勘查、勘探开发、矿权交易、矿业投融资、冶炼与加工、技术与设备、矿业服务等整个产业链，为国内外矿业企业创造交流机会、加强相互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大会官网：(m.balanzskin.com)